Revitalizing China and the World through Chinese Culture and Buddhism

發揚中國文化與佛教以救國救世界

Fayang Zhongguo wenhua yu fojiao yi jiuguo jiu shijie

Chinese culture and Buddhism are proposed as resources for the renewal of China and the wider world.

民國 釋太虛著

1 fascicle

發揚中國文化與佛教以救國救世界

——二十二年八月在廬山大林寺講——

綱要一　為民的中國文化

二　為眾生的佛教

三　近代歐美文明的立國做人之道

四　發揚中國文化及佛教以救國救世界

前言這廬山大林寺有了十來年的歷史。在最初發起重建大林寺時，即預備每年暑期開演講會，為來山避暑者作佛學的研究討論。但在這中間，有四五年停止未講，至去年曾恢復開講。今年除發起講金剛經外，並發起講演會。機緣很好，來山的人特多，而講演者有戴季陶先生講過兩次，蔣雨岩先生講過一次，這次又有王揖唐先生來講演，可謂難得的勝緣了！太虛這次除講金剛經外，不曾預備作普通演講，今日大眾推到我，不得不拈一個題目來講幾句。

一　為民的中國文化

一　為民的中國文化

中國古書中的易經，可算是一切中國文化思想的源泉。故在中國文化思想上所說明的宇宙萬有原理，即易經所謂一陰一陽之為道，以道是無所不存無乎不在的。古來的太極圖，即表顯一陰一陽互助相資息息相通之道的，設此一陽沒有了，而彼一陰亦不能成，如有了彼陰即顯出此陽來。以此太極雖指全宇宙而言，而一人一物亦各是一太極。例如一花一草，莫不是一陰一陽而成的，故宇宙萬物、流行不息，變動不居，可謂之氣化宇宙觀。故中國文化上貫通宇宙萬物的原理，乃是無平不頗，無往不復的。講到人生的本性，古書云：「人者，仁也」。但仁之本義，則為「人偶人」，即由此人偶人的互相關係而成人倫：如偶於父母則為子，偶於兄弟則為弟兄，偶於夫妻則為妻夫，乃至於對師則為資、首則為從等種種關係。故人即成立在人與人相偶的關係上，若只一個人而沒有相偶的關係，則不成其為人矣。又人即依此諸倫間的理性，而成人類的種種道德：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得其和洽而自成其樂。即於此種種道德關係上做到相宜相適，即謂之義。義者、於行事上種種做到相宜之謂，仁者、人偶人互相關係性之謂。故仁即倫理關係之本性，而義為倫理關係之正行。

故我們這「人」，即人偶人的仁，若失去此仁，則不成為人矣！

中國於宇宙人生一貫之理，又謂之「中」。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此環中即一陰一陽循環之中也。又云：「允執厥中」；「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此中皆即陰陽互成之中道。若在平常行事應用，即曾子所謂之「忠恕」。恕者、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不以不義之事加之他人，此即止惡之義。忠者、盡己之力去做合理利人之事，此即行善之義。依此做人，即成為做人之道，依此立國，即成為立國之道。然做人之道亦有難言者，例雖能對於父母做到相偶關係上的合理適宜，而仍不能得父母所諒，甚或反為所厭惡；若如此於做人之道，究應如何呢？於此當引為自己於孝道之未盡善，應反求諸己，認為本人未能竭其精誠之責任，而益盡力去做到適宜恰當以求人偶諸倫和洽之義務。此是舉孝為例，於其餘一切事所未能做到好處，皆當反省而求諸自己，不要怨天尤人，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行其誼不計其利」，如斯則能完善圓滿其人格。這是把自己提高，從克己工夫做起的行為，並非想法去對治他人的。似乎這樣是屈己為人，不知為人正是成己，所謂「既以與人己愈多」，故為人好正是為己好也。

若依此而立國，即中國古書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欲天下皆得平安，須將自私自利之物欲，克治乾淨，即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依此以言求天下之平安，並非拿己國的力量去征服他國，乃從己國先將自私自利的劣點除去乾淨，以大公至正的存心，去做天下為公的大事業，而求世界和平安寧的幸福。故真正立國之道，不在求己之如何強富，如何優勝，要在求世界各國共同的和平安寧。觀他國有太過者應勸導感化之，有不足者應補助扶植之，與以各種方便；由天下各國皆得其平安，以保全己國和平安寧之幸福。天下各國未得平安，則引為己國未盡其克己自治之責任，茍世界各國無不如斯，則天下未有不平，而國未有不治者也。以世界人類息息相通，決無天下不平安，而己國獨得其寧之理，故求世界各國平安，即是求己國之治理也。

中國文化上的立國之道，即為教化政治合一之內聖外王的政教，故古來聖賢治國，皆從施教化而行政治。記得中山先生曾說過中國文化是王道，西洋文化是霸道的話。這王道，是以惻隱愛人之心而拯民水火為出發點的，古書云：「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謂伊尹視天下之飢溺猶己之飢溺，以「先覺覺後覺」之責自任。中國文化的王道，是以教化為本，政治為輔的，故孔子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也。中國文化的王道是為民而設的，所以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即現在之政府，社稷即今時之國家，其所以要國家、政府者，是為保民的安全而增高人民之道德。若國家政府不能使人民安全、道德增進，而反為擾民害民的事，則失其立國為政之意義與價值。范仲淹所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亦只是為民去憂、為民得樂的王道。如不為救民而立國，只為立國而立國，已經不是王道而為霸道；若為功業榮貴之威權，為子女玉帛聲色貨利之享受，則等而下之，更不足道。但從王道而為民立國施政，則功業榮貴等亦即不期然而自成就，所以由為民而成的功業，方為真正之功業，乃得「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功業也。

此其功業之成就，既由民力為本，故應報民之恩，盡保安人民之義務；

且邦國能垂久遠，得人民之愛護，方能成為不朽之功業，故為民亦所謂自求多福，

發揚廣大，永垂無疆也。

二　為眾生的佛教

眾生有二解： 一、生即普通所謂動物之有生命的，眾即佛法中所謂五蘊眾法，由五蘊眾法聚合生成名眾生。 二、眾生謂眾多有生命之類，如金剛經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乃至有想無想等類；不但專指有形之眾生，而無形之眾生，無不含攝。

但佛教怎樣為眾生而有呢？ 以有眾生則有佛，以有佛故有教法，直言之，為眾生故而有佛教。

從切近上說，即各各為度自性之眾生，以不了五蘊假合之理而妄生種種執見，謂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起貪、瞋等惑，造殺、盜等業，流轉生死，受大苦惱，故各各皆為度脫自性之眾生也。

二乘人發心，即為如此解脫自己之苦，所謂視三界如牢獄，以生死為冤家，其所得之果為羅漢、辟支，此是做到佛法中的一分。

若大乘菩薩發心，即普為一切眾生之類，所謂若有想、無想等，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涅槃者、即離一切苦得究竟樂，由如是發心，如是修行，而圓滿佛果的一切功德，乃能將原來的大慈悲心實行做到，而作種種方便以濟度一切眾生，現種種身，說種種法。

故大乘菩薩之發心，求無上菩提，不是為名利恭敬自得其樂的，乃是代為一切眾生受苦而成佛施教的。

但真正做到佛果，即成世尊，即不期然而然為三界之尊，眾生之師，人天之所歸仰，而始終是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而成大智慧圓滿種種功德，故云以為眾生乃有佛教也。

此為眾生之佛教，乃根據佛所說一切法因緣生之原理而來，以佛法是為眾生的，因眾生而有佛法，可通一切法皆因緣所成義。以佛法中所謂法，即指普遍一切法，皆因緣所生，比一陰一陽之道更來得透澈深妙，以一切法皆由各別的因與眾多的緣所成。故每一法當體即是因緣，並不是因緣在法之外。如說人是五蘊合成的，若離五蘊假合之因緣，則無人可得，故因緣通於內在的關係與外在的關係。又如一間房子，若離去門窗磚瓦樑等，則無房子可得。且此內在外在的關係，皆息息相通，如今在此講堂中，我的鼻息呼出則遍吸入於眾人，而眾人的出息亦皆入於我，由一切關係的交互相遍相通，故一法即攝一切法，而一切法不離於一法。佛為、即因眾生種種機緣成熟，佛教乃出興於世，即法華經中所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以、佛法不但是為眾生的，若離去眾生，亦即無所謂佛法，以佛教之自性本空也。由此而觀一切法自他交互之關係，以一法為自，則餘一切法皆謂之為他。

故我們做人之道，一切起心動行，皆是普為利益其他而出來的，則一切皆善，故結果得到自他俱利。若為損害而起之心行，則一切皆惡，其結果則自他俱害。故做人之道，應當以利益一切他人為本，此即所謂大悲心；隨其機宜而行，則又方便多門也。做人之道如此，立國之道亦然。

三　近代歐美文明的立國做人之道

三　近代歐美文明的立國做人之道

總上言之，所謂為民的中國文化，為眾生的佛教，都在改善本身，提高本身，除去其劣點而發揮其優點，然後可以現出中國文化為民的功用，及佛教為眾生的功用。

有許多人只看近代歐美文明的科學發達與工業進步，誠然是很特色而為向來所沒有的，但在其做人立國之道看來，則適為罪惡之聚。

近年中國內訌外患、人禍天災之洊臻，乃由現代世界趨勢之所逼成；居今日之世界，無以變今日之趨勢，則國與國間、人與人間，方將肉搏火併，益演其相傾相奪相殘相害之劇，同歸於盡。

中華之民族與國家，亦安有倖逃之理，由此非救世無從救國，而救世的方法，則端在改易近代——歐、美以至日本等——的立國之道與做人之道而已。

近代之立國之道，唯以己國富強為目的，而以侵略弱小國家、壓榨柔善民族為手段以達到之，用其已有之富力強力，向其他國家民族為一度之侵壓，以之益增其富強力，而進為擴大之再度侵壓。若將國族縮小作個人觀之，則此種行為，實為一極鮮明之強盜；循此軌轍一而再、再而三以前進不已，必然造成現代之帝國主義趨勢。夫使世上只有一國能為帝國主義，或猶可橫行無阻，而實又同時不止二國三國或五六七國，因此乃發生軍備競爭，日日擴充海陸空軍，研究防禦他人及攻擊他人之具。由帝國主義之戰鬥，迫令世界人類，悉索其才智與財力，走入極度相殘殺之途。前次歐戰，雖猶使人恐悸之未已，而世界二次之大戰，乃日益煎迫。每國軍備費，皆已超過國民經濟上能負擔之力量，於是直接引起經濟之恐慌，間接波及政治與思想之混亂，使大戰之機愈益成熟。雖屢開軍縮會議，皆存一縮他國而擴己國之陰謀，空談種種限制而毫無效果。且以毒氣飛機等之新戰鬥具，急激增加第二次大戰之殺害力與殺害量，此為由近代立國之道必至之一事。

復次、使世上被侵壓之柔弱國民，可永為欺凌而絕無反抗之覺悟與能力。

或猶可聽受若干帝國主義者之角逐吞併，卒歸於一。

乃不幸其被侵壓者實為同此氣血心知之同類，受侮既深，慮患益亟。

柔弱可變而為剛強，獨立自決，聯合抵抗。風起雲湧為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之呼聲，共同之行動。

凡帝國主義所取為侵壓之具者——例如科學機器軍械等——，被侵壓民族亦得資為抵抗之具。

俾帝國主義者之繁榮富強，再不能穩立及擴進於柔弱國民痛苦呻吟之上。

而促令帝國主義者為加緊其防備，不能不愈增敲剝而激爭鬥。

此為由近代立國之道必至之又一事。由此二事，乃造成國際世界非常之危險。

近代之做人之道，唯以個人權利為目的，而以佔領生產工具——勞力機器等——，奪取公共剩餘為手段以達到之。

據其已有之資本，向他人為一度之佔奪，以之益增加其資本，而為擴大之再度佔奪。

若除去其假文明面具而作露骨之觀察，則此種行為，亦為一極鮮明之強盜。

循比軌轍以盡量應用科學，憑藉機器，減輕工本，擴充生產而前進不已，必然造成現代之資本階級趨勢。

夫使世上只有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為資本階級，或猶可橫行無阻，而實又同時不止三個五個或十百千個，由此乃發生經濟競爭。

佔據原料也，壟斷商場也，祕密製造技術也，高築關稅壁壘也。

各個人或各個集團，皆欲唯自己能充分生產，充分銷售，以把握住人類經濟之支配權力。

而從事減低他人之生產力，堵塞他人之銷售路，使他人皆降落於無產地位，以期獨為最後唯一的資本階級。

由此銷售呆滯，生產過剩，工作減少，則無產者之失業增加。

商場凋敝，則中產者之倒閉屢見。

民眾之購買力愈低落，社會之經濟力愈枯窘，於是最近三四年全世界之經濟恐慌，乃日益演進，迄今挽救無術。

前者白里安之倡「歐洲經濟同盟」，最近路德喬治羅斯福之開「世界經濟會議」，亦卒毫無效果。

且以蘇俄國營商品之傾銷等，愈促個人資本主義之崩潰，此為由近代做人之道必至之一事。

復次、使被佔奪淨盡而陷於無產之群眾，或毫無物質之奢欲，或毫無結合之能力，或有安定之工作而不感覺困逼之生活，或有敬愛之情趣而不發生抗爭之意識，則猶可任資本階級之自相傾軋，而無需經濟組織之根本改革。

乃不幸彼無產群眾之物質奢欲既極昂奮，而又時以失業而感生活之困苦，乃由復仇洩憤，奮起其廣大之團結力，誓傾覆資本階級，而使一切生產工具概歸無產者掌管，於是有各種社會主義之運動，勞動團體之組織，終致有蘇維埃俄羅斯的共產黨所建無產專政之國家出現，代表無產階級而為「第三國際」之組織。

且以聯合被侵壓各弱小民族為號召，以增加其力量，而以代表資本階級之帝國主義集團相決鬥，此為由近代做人之道必至之又一事。

由此二事乃造成人類社會非常之危險！

四　發揚中國文化與佛教以救國救世界

今日全世界各國人民，同處在此兩重之危險中。

中國民族則為被侵壓之一柔弱民族。

各柔弱民族自主之獨立之國民革命，亦不過由近代立國之道之結果所激成之反抗耳。

蘇聯社會革命之全世界赤化運動，亦不過由近代做人之道之結果所激成之反抗耳。

然則中國其將由國民革命而追步英、法、德、美、日、意之後塵耶？

抑將參加社會革命而追步蘇俄之後塵耶？

然學步英、日、等亦非易，

非有二十三十年不克完成，

恐不待完成，而已須隨同近代之資本主義國家而沒落矣。

而學步蘇俄亦為非計，以其出發於仇恨之報復，仍為伸此屈彼之壓奪行動。

凡建築在他人慘痛怨毒上之福樂，必難安享，

故唯為愛人、為拯民水火而革命之中國古聖賢文化，乃可拯救中國。

然中國不應在近代立國做人之道所產生的危迫中討生活，以造成一現代的國家爭得一較優的地位為目的，而應致力於改革近代歐、美的立國做人之道。如能將近代的立國做人之道完全改變，則由近代立國做人之道所生起之困厄，皆可解除，國民革命、社會革命皆失其對象，亦自然無所需要；而中國民族在各國民之和樂中，亦當然同得其幸福之安享。由近代所發明之科學，所造成之機器等，亦皆可為世界人類有益無損之應用。其能有力的根本的改變近代立國做人之道者，即為為民的中國文化，與為眾生的佛教。中國有為民的中國文化與為眾生的佛教，故我們應擔負這種由救世界而救中國的大責任來，以造成中國與世界的和平安樂。

（葦舫記）（見海刊十四卷九期）